他就是这样。他就是这样与通常的有目的的法简单而自然地保持着距离，他的严格而冷淡的与人的距离在人的度上胜过了通常的善意（这善意我在以往与人第一次见面时是通过对方言谈和语调和握手之度毫无理由的上升而得悉的）。

所观察到的一切写下来，汇集在一篇文章里。在他与我之间像行一场育比赛，比比文章的主意，使他对这个主意发生兴趣。我也打算写一篇文章，但后来我们确定一下，看准的介绍更贴切、成功。这游戏般的、几乎是童稚的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对卡夫卡总是有影响的。我们约定，旅行期间尽最大努力保存好自己脑中的妙语警句，对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的看法也绝不。直到结束时摊开来看看，是谁击中了要害…在这整个建议后面藏着我的一个秘密计划。卡夫卡的写作工作那时熄火停工了，数月之久一无所成，他经常对我诉苦说，他的才显而易见地在渗漏，已经完完全全地消失了。他有时一连数月于冷漠状态，心灰意冷，在我的日记中经常重视关于他的忧伤的记载。心灵伤，神愉快——这句话用在他上真是再确切不过了，这句话也说明，为什么甚至在他于特别沮丧的状态时，他给他所接的人们带来的（且不论弥留之际的亲密）不是沮丧，而是兴奋。我那时从他的许多自白中知他是多么痛苦，所以我想要明确地向他指，应该振作起来，我想要向他证明，他对他文学上的不育之症的担心是毫无理由的，只要有一意志，一力集中，就能将他的才情重新引上正途。——我的计划成功了。

把他每一个无意识的动作，每一句最普通的话都归他个人整的世界观中来看，那么尽象的斗争始终在他的神中行，他的现，他的外表现象却显得极其生气。在他朗诵时（朗诵是他所酷的事情），每

卡夫卡走我的房间时的第一个动作给我留下了刻的印象。他知是到一个盲人那儿。在罗德介绍时默默地朝我鞠了个躬。人们会认为这纯属毫无意义的客，因为我目不见。显然由于我同时的鞠躬幅度过大，他那梳得光光的发碰了一下我的额。我到一阵激动，其原因当初一下说不上来。他是我所遇见过的人中的第一个，将我的缺陷确认为仅仅是我个人的事（不是通过适应或贴，没有在自己的行为上作丝毫改变）。

弗兰茨兴致地写完了他的文章《布雷齐亚现飞机》，经大加删节后首次刊登在1909年9月底的《波希米亚》上（是我把它转给《波希米亚》当时的编辑保尔·维格勒的），后来我又说服弗兰茨让我将它全文收我的《论丑的图像之》一书中（同我关于同一题目的文章收在一起人在这本书中，我以下述评语推荐了弗兰茨的文章：“在一本书里只让一个作者说话，就其本而言是一没有说服力的而且平庸的思想。——我们朋友俩希望在这次旅行中和我们的思想中永远不可分离地、肩并着肩地立在异国土地上，那么在这本立于本土的书中我们为什么就不能这么呢？尽两个作者都表现稽的、故意夸张的担忧，相互间为自己的奇特思路保密，或在竞赛的激烈过程中急切地请求第三位旅伴——我的哥哥奥托——给予帮助，但这两篇题材一样的妹篇如果没有对方能产生吗？它们能如此互相隶属、互相补充、互相题、相得益彰吗？假如我们有共同发表的愿望，而没有别的办法怎么办呢？”我手有这两篇文章的清样。我当时由于让卡夫卡的作品第一次在书中得以发表而自豪。可惜愿望未能成为现实。最后这本书显得过于庞杂，许多散文都要据版商的意思从已经排好的版面中，其中也包括这两篇。——卡夫卡的文章于是发表在附录中。这样的文章当然绝对不是我的最终目的，它的作用仅仅是推动弗兰茨的创作再度涌。我达到了这个目的。当然，这个固执的作者在这么之前总是倔地抗拒着我。有时我就像悬在他上方的鞭，驱赶着他，迫着他，当然不是直接的，而总是通过新的方法，通过巧妙的途径，无论如何我再也不让他的才情重新于停滞状态了。有时候他为此激我。但他也经常觉得我的迫讨厌，它诅咒我的行动，他的日记有这记载。我也觉得到，但我并不在意。我认为这事关重大，我的行动是一帮助，虽然这往往是违背朋友的意志的。——我将他的日记的产生亦归为我的功劳。弗兰茨的四开本笔记是直接从我们短小的旅行笔记中脱胎来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旅行笔记的继续。——对自己的经历行记录和评说是卡夫卡心中早已存在的、早已觉醒的倾向，这一倾向在我们共同搞的旅行报中取了养分，开始得到系统的建设。日记对于卡夫卡的意义完全不仅仅是自传的，为控制心灵服务的；在那些关于个人的评说中间夹杂着他后来收他的第一本书《观察》中的片断，这类由他自己提供发表的篇章从内容实质上看无法与那些日记中的片断区别开来。我们不知，这位作者为什么认为有些是值得发表的；而有些则应该保留。在日记的上下文之间还有许多或多或少展开的故事残篇，它们堆积着，堆积着，直至第一篇完整的、较长的小说《判决》突然脱颖而，大放异彩。随着《判决》的诞生（于1912年9月22日至23田间的夜晚），这位作家获得了突破，找到了与自相适的形式，一个大的、独树一帜而无法重复的小说天才终于了他的天地。第二年（1910年10月）的休假旅行是去黎。卡夫卡、我的哥哥和我。——我们的友谊团扩展了，这是一个几年前便已开始了的发展。我把卡夫卡带到菲利克斯·威尔奇和奥斯卡·鲍姆那儿。那位目光尖锐的哲学家（《仁慈和自由》、《中间的冒险》是他的代表作，此外还有与我一同起草的调查报告《观和概念》）和那位作家受卡夫卡所引——这个四人联盟有其独特之，其友谊就仿佛是两个伙伴间的亲密，从不为任何一句恶语所损害。四人有规律的聚会在许多年中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稳定的节奏。——关于与卡夫卡的第一次会面，作家奥斯卡·鲍姆在上面已经摘引过的文章中写：我们的第一次会晤我记忆犹新。克斯·罗德是中间人。他把弗兰茨·卡夫卡带到我这儿来，并在1904年那个秋日的下午给我们朗读他刚写完的小说《暗红的旅游》。我们那时才二十。我们卷了对这篇小说的烈的意见，话说得特别俭省，特别有节制，这是我们当时的特。我还记得一些话。卡夫卡说过的话中有这么一句：“假如说，没有必要把注意力从事件过程转到风格的创新上去，那么其魅力在这里便是最烈的。”